如何确定国家扶持政策的切入点和着重点？

在农业税免除后，国家可以采取哪些普惠的政策帮助农民减负增收？例如，是否完全由财政负担农村义务教育的支出？等。

　　（三）注重解决社会问题

　　 第一，就业问题。影响劳动力需求的是两种起相反作用的因素：一方面，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升级，是减少劳动力需求的因素；另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深化，新的产品、新的产业、新的就业领域和就业形式不断出现，多种经济成分发展，是扩大就业容量的因素。但从总的发展趋势看，我国就业问题将是长期存在的大问题。

第二，收入差距问题。对于反映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适用范围及其对中国现阶段的实际社会意义，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但差距持续扩大是公认的事实。对于收入差距的现状和趋势，可以大体上从两个层面做出判断：在初次分配领域，差距明显扩大的主要是私营部门和外资部门。随着私营经济发展、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加深，收入差距是继续扩大的趋势。而在所谓“体制内”部分，平均主义仍然普遍存在，公务员系列收入的平均主义甚至比过去还要严重，但在某些垄断行业和一般行业之间、不同地区的公务员之间，也存在差距过大的问题。群众不满意的，主要是非法暴富者和体制不合理造成的灰色收入。在再分配领域，由于税收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调节不力。基本方针过去是三句话：“保护合法收入，打击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应该变为四句话，加上“救助贫困群体”。四个方面都需要加强。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

现阶段我国收入差距的发展趋势和合理界限是什么？

如何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以达到实现社会公平和保护经济发展活力这样的双重目标？

怎样采取更为透明、公正的分配方式，消除灰色收入的体制根源？

怎样使“体制内”的收入分配改革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之间能够统筹兼顾？

如何在保护公、私财产权的同时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达到劳资两利之目的？

如何调节投资和消费的关系，适当提高目前显得过低的最终消费率，以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舆论引导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第三，社会保障。健全的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改革初期在很大程度上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某些措施着眼于减轻财政负担而缺乏健全的制度规范，历史欠帐和积累矛盾不少。加之老龄化快速发展，城乡庞大失业人群存在，传统家庭养老方式趋于解体，社会保障的压力与日俱增。清欠旧帐和建立新的比较规范的社会保障体制都是“十一五”时期要办的大事。我国经济不发达而社会保障任务又很艰巨，只能坚持“低水平、广覆盖”的方针逐步推进，不能过高承诺，但一经承诺决不能食言。

如何实现城市社会保障体制的平稳过渡？

如何根据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实行不同的办法而又有利于逐步走向统一？

如何改善农村卫生医疗条件，解决农民基本医疗问题？

在农村，是建立最低生活保障，还是建立社会救济制度？

农村社会保障如何起步？

如果从“五保户”的社会救助做起，“十一五”时期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第四，健全社会流动机制。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加剧是社会结构变化的反映。这种发展趋势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诸如创业门槛降低，受教育程度提高，就业和居住地选择余地扩大，城乡流动障碍破除，使身处下层者有可能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社会处境，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和财富创造；同时也蕴含着新的社会矛盾，例如，一些人可能丧失既得利益而地位骤然下降，经济地位上升的人又可能提出政治诉求。

如何分析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社会经济影响？

如何从体制和政策上疏通社会流动渠道，促进社会的有序流动，以利于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做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

如何处理危机应急机制和常规制度建设的关系，以利于处理社会危机？

如何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创新，发展多元化的社会沟通渠道，包括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挥传统组织优势，同时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以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在这些方面都有许多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需要研究。

　　（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未来５—１５年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必须继续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处理好在国际社会中的矛盾与问题，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是重要的：

第一，保障外部资源的稳定供给。我们只能在对外部资源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推进现代化建设。我国目前在世界主要资源市场上所占份额还不大，但在需求增量中所占份额相当可观。全球资源供需基本平衡，我国支付能力没有问题，主要是如何保障稳定供给，降低采购成本。要研究通过国际市场获得外部资源的多种方式。

如何与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输出国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如何加强与能源输入国的合作？

如何保证海外资源的运输安全？

随着我国资本实力日渐雄厚，未来对外投资是迅速增长的趋势。对外投资不仅是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形式，也是取得市场、技术和知识产权，加强我国与投资东道国关系的有效途径。对于体制转轨中处于起步阶段的对外投资如何引导？

如何在简化审批程序的同时加强监管？

如何将企业对外投资行为与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有效结合？

如何扶持企业通过跨国投资获取研发能力和海外营销渠道，通过海外投资保障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供给？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投资市场上如何防范风险？

第二，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但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偏重于量的扩张向注重质的提高转变，从单纯计算企业财务成本向同时注重计算土地等要素价格和环境代价的综合成本转变，从注重优惠政策向注重市场公平竞争转变，从单纯技术引进向注重消化吸收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实现这样的目标，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如何协调外资政策、外贸政策和产业政策，发挥外资在提升我国产业结构、技术水平方面的作用？

如何推进加工贸易的结构升级？

如何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的产品成为我国出口的主导产品？

如何形成我国企业的国际营销渠道？

如何吸引资本与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企业来华投资？

如何引导外商投资于中西部地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以促进中西部发展和老工业基地振兴？如何实现内外资的平等竞争，防范跨国公司形成产业垄断？等。

第三，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迅速壮大，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势必引发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如何使各个领域的对外交往，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外交的和文化的，官方的和民间的，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目标，是长期的任务。当前需要着重研究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处理与主要贸易对象国特别是美国的经贸关系？

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甚至风险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如何估计？

如何积极参与和有序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其他区域经济合作？

如何协调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

第四，健全开放型经济的风险防范机制。我国迅速从封闭型经济转为开放型经济，经济风险随增长活力增加而加大，而我们对开放型经济风险的防范经验不多，机制很不健全。健全风险防范机制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条件。

开放型经济的主要风险是什么？

在国际资本流动加剧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避免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

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形势下如何避免巨额外汇储备的风险？

如何顺利度过业已开始的贸易磨擦高发期，使之不致酿成大规模的贸易战，影响国家的经济关系甚至政治关系？

我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需要用更灵活的汇率机制作为调节国际收支的政策工具。国际上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炒作各怀心思。但如何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稳步走向有管理的弹性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的影响是什么？确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以上四个大的方面，实质是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城市化（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市场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化（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以及在这“四化”进程中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问题。这里所讲的并不是“十一五”和２０２０年规划的全部重要问题，但可以说是今后５—１５年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